薇拉婚纱摄影

最能体现一个民族服饰特色的应该属婚礼服装。每一个民族都有各自特定的婚礼服装，它是被传统积累固定、约定俗成并代代相传较长期基本不变的服装。但是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的婚礼服装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传统的凤冠霞被转化成了西式的白色婚纱，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半西化到普遍西化的过程。

中国的婚姻风俗，自周代形成了六礼，程序分别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就是求婚；问名为请教女子的姓名；纳吉为占卜；纳征为交纳彩礼；请期为确定迎亲日期；亲迎为迎接新娘。

大约在汉代，婚礼开始热闹起来。汉宣帝曾下诏，宣布了嫁娶举乐的合法性。只是黄昏迎嫁、青庐行礼的习俗依然没有改变。南北朝以前的婚礼“布慢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与此交拜”。当时新郎的下裳镶着黑边，随从一律着黑，迎亲的马车也漆成黑色。而且在黄昏迎亲，无鼓乐，无亲友祝贺。因为在古人的概念里，女子属阴，黄昏是“阳往而阴来”，婚礼的一切都合着迎阴气人家的含义。

在雍容华美的唐代，娶妻的人家再也见不到一丝阴暗的色泽，都是彩灯高挂，喜气洋洋。有的婚礼也改在早上进行了。南宋后，新娘的服饰形成了头戴凤冠霞被，盖红盖头，上身内穿红娟衫，外套绣花红袍，颈套项圈天宫锁，胸挂镜，肩披霞；下身着红裙、红裤、红锻绣花鞋。新郎也是一身的红色，红冠红袍。婚礼的一切都是红色的，红灯红烛，红色花轿，大红喜字，喧天的锣鼓，欢腾的人群，牵着红绸的新郎似乎组成了恒古不变的婚礼场面。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有严格的服饰制度，只允许后妃命妇穿戴凤冠霞，为什么民家女子在出嫁时能穿戴呢？有传说与南宋皇帝康王有关，也有说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关，故事内容大体一致，都是由于皇帝在落难之时，被民女相救，登基之后特许民女在出嫁时穿凤冠霞被，乘坐四人抬的轿子。

满族建立清王朝的第二年，开始实行剃发易服。清政府接受明代遗臣金之俊的“十不从”建议，其中一条是：“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即婚俗沿袭汉族传统。所以，清代的汉族婚礼服装仍和明代相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婚礼从形式到内容，都明显地接受了西式风习。一般采取中西合璧的婚礼形式，婚礼程序比以前简化了许多。在选择对象方面，冲破了父母包办的传统，实现或部分实现了男女自由恋爱、自主婚姻，有的先进人物甚至采取报刊征婚的形式，以全新的观念寻找志同道合者。这些变化使晚清结婚礼仪冲破了旧传统。人们把这种新婚俗称作“文明结婚”，婚礼服装也呈现中西结合的样式。新娘一般身穿中式礼服长裙，头披及地白纱；新郎有穿长袍，头戴西式礼帽的，也有穿西服革履的。有报道说江苏宜兴地区民间婚礼：“新郎之戴顶履靴者仍属有之，然亦有喜学时髦者著大礼服，戴大礼帽，以示开通者。最可笑者，新郎高冠峨峨履声，在前面视之，固俨然一新人物也，讴知背后豚尾犹在，红绿辫线，坠落及地。又有所谓陪宾者，新郎之护卫也，多亲友任之，通常四人，此四人中，有西服者，有便服者，有仍服满清礼服者，形形色色，无奇不有。”这说明了当时婚礼上着装的混杂。

民国初期，新娘中穿白色婚纱的极少。因为国内没有制作婚纱的厂家，有些政府大吏或家资雄厚的大商人、大资本家，当其子女结婚时，为了赶时髦，常会托人重金从国外购得。而一般新式夫妻则做不到。但在1927年以后，国人对婚纱的概念彻底改变。穿婚纱结婚成了女孩子们心中最大的念想。这种情况的发生，源于一对大人物的婚礼，那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在上海举行。蒋介石着黑燕尾服，白色衬衣，条纹西裤，银色领带，戴着雪白的手套。宋美龄穿白色长裙礼服，身后拖着银线绣花的白色长纱，手捧一束康乃馨。当天国内各大报上都登出了蒋宋二人的新婚照。照片上的宋美龄着白色婚纱，风姿卓越，光彩照人，令无数青年女子仰慕不已。此后，国内婚纱厂家相继建立，婚纱便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起来。而此前，只有思想进步且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家庭的女子行西式婚礼时才着婚纱。

到1935年以后，集团婚礼成为时尚，又让婚纱进一步深人人心。集团婚礼源于民国政府倡导的新生活运动。1935年2月7日，上海市社会局开始策划组织以简单、经济、庄严为宗旨的新式集团婚礼。4月2日，57对新郎新娘，在上海新市政府礼堂举行了首届集团婚礼，盛况空前。新郎穿蓝袍和黑马褂，胸前戴花。新娘穿粉色软缎旗袍，头披白色婚纱。各地赶来的百余名记者全都提着相机满场奔走，而上海市民更是万人空巷地前来一堵盛况。也许因为是首届集团婚礼，新郎新娘的服饰保守了一点。到后来的集团婚礼，新郎新娘的结婚礼服完全西化了，新郎西服革履，新娘白裙白纱。

1947年12月5日，一对新人在南京上空举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空中婚礼”，就是在飞机的机舱里完成结婚仪式。这次“空中婚礼”应该是整个民国时期最具刺激感的时尚婚礼。

在这百年间，婚礼的形式与服装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极大的跨越，总结成两个字就是：西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西化现象？这其中有着深层次的缘由。

第一，国人接受西方文化，并重新审视自身。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辉煌过，曾是亚洲的经济文化中心，外来文化往往是被汉化。可是从宋代开始，人们的身心日益被“存天理而灭人欲”等封建礼教所束缚。而相对于此时的欧洲刚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进人文艺复兴的新时代。清代封建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国人对世界的广阔、西方的状况一无所知，仍然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还要求来华的外国公使向满清皇帝行跪拜礼。殊不知西方社会已进人机器工业文明的时代。

起初中国人认为“师事洋人”是奇耻大辱。对于西洋物品的态度是惊奇、不可思议、不以为然、嗤之以鼻。但随着与外国人的交往日益增多，随着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增多，有识之士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19世纪，从林则徐翻译西方“新闻纸”到魏源提出“师夷长技”，再到了50年代冯桂芬分析的“四不如夷”，60年代洋务运动以及90年代的变法维新，以及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在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并从西学中寻找救国思想武器的道路。他们译西书、办工厂、兴学堂、办报刊、创学会。这些变化引起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强烈震动。人们从此知道了古圣先贤之外还有“物竞天择”，还有“声光电化”，还有一个生机勃勃不为人知的科学世界。西方世界也不仅仅精彩在坚船利炮，还有从实用到方便的一系列生产生活物品。慢慢地，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电灯替代了油灯，人力车、汽车替代了牛车，碎石路、沥青路替代了黄土路，玻璃替代了窗户纸。铁路通车，高楼建起，保险业甚至整容业也都进人中国。人们目之所及耳之所闻，都是西方传输的“新”生活方式，这些感观上的变化，不能不渗入人们的思想，影响人们的行为，至少是大城市中的一部分人在物质行为方式上形成了相当明显的崇洋趋新风气。

这些不同于传统的惊人变化在国人心目中刻下了强烈的烙印，于是对新事物的心理承受能力明显地增强了。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服饰发生的带有根本性的变化能为人们理解和接受便不足为奇了。

第二，日常服装的西化。

在男装方面，清代最早剪去发辫、脱去长袍的要算1847年赴美读书并于1850年考人耶鲁大学的容阂。人学不到一年，就把辫子和长袍两者都舍弃了。1854年，毕业回国后致力于办教育，并于1872年促成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成行。这些留学生对新生活适应得很快，不但服饰习惯很快洋化，而且“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之后，自费留学的人也越来越多。但留洋回国后仍不得不买条假辫子以适应周围的环境。

直到90年代末，康梁维新派在变法活动提出断发易服，算是公开提倡穿西装的开始1898年9月5日，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其书分析说：“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但是变法失败，靠皇帝断发易服的希望成为泡影不过，西服开始成为文明进步甚至革命的象征而具有了浓重的政治含义。多数的时候，服饰的文化意义大于政治意义。但是，当社会大变革的时候，服饰的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都可以造就一种文化否定的意味和声势。

19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了西服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景象。

中国人缝制的第一套西装是1904年在上海的“王兴昌记”诞生的。但西装的流行则是在民国建立以后。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同时也革除了沿袭两百多年的男子发辫和沿袭千年的女子缠足。

民国元年，通过了民国服饰制度，七月参议院公布礼服，以西服为主：

迟至民国七、八年，紫禁城里照旧是辫子的天地。末代皇帝溥仪在十五岁那年受英文教师庄士敦的影响，剪掉了辫子，穿上西装。之后，没几天工夫，紫禁城里上千前条辫子落了地。新时代已经完全否定了满清官府的地位，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用服饰区分等级、确立地位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最初，西装绝大多数是进口。二三十年代，大都市出现了专门制售西装的公司，还创下了中国人自己的品牌。报纸、杂志等一些大众传媒也纷纷开辟专栏，介绍西式服装。潮流之下，西装从开始的星星点点到与中装平分秋色，并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清末明初，甚至还有穿西装祭拜孔子的记录。在女装女装方面，服装由宽大垂长渐渐变得紧瘦合体，出现“竟尚紧小，窄袖细腰，伶俐可爱”的新趋向。这样类似的变化反映了在西方服饰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服饰的局部改良。

甚至掌握着封建最高统治权利的慈禧太后也开始对西洋服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3年，清政府派驻德法大使裕庚卸任回国。刚抵京，慈禧就在颐和园召见裕庚夫人及其两个女儿：德龄、荣龄。并特别指示说穿西式服装进宫，这为的就是要看一看西式服装到底是什么究竟。她还把这对姐妹召进宫中，并允许她们随意穿着洋装。

清末民初，女装受西洋服饰影响，出现了高耸的元宝领，高度甚至过脸颊。

民国初年，报刊上不少人“趋改洋服洋帽”，特别是那些经济宽裕生活条件好的人更是“必备洋服数以示维新”。青年女学生最为显眼，报章讽刺她们为“赤胸露臂”，不过是穿着剪裁得十分合体的短袖衣衫罢了。此后，领子渐渐低了下去，裙子变短了，可以毫无顾忌的露出不再缠足的双脚。

20年代是中国女子服饰的大变革年代，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时装新概念。传统的一贯制被铲除后，女子可以按照个人的意愿选择自己的穿着，不受仪规限制。至此，中国女子服装进人流行时代。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后期，是女子旗袍发生、发展、固定的一段时期，其衣的长短、权的高低、袖的长短、花边的有无年年有变。为了更好地衬托女性的曲线，旗袍在发展中腰身越来越窄。

林语堂说：“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之风气，为摩登女士所乐从者，唯一的理由是，一班人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为之效颦。”这极恰当地解释了服装西化的原因。

第三，新青年追求自由自主的新式婚姻。

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婚姻，按其实质来说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包办、买卖婚姻，婚姻当事人的自主权全被剥夺，不管两人有无感情愿意与否，都得从父母和媒灼的意志。在封建礼教和贞节的束缚下，无数婚姻是毫无幸福可言的。有的人家甚至还没有儿子，就娶进媳妇，等待儿子的出生。有时在订婚之后，男方因故死亡，女子仍然要嫁过去。这类无人性的婚姻在清代大量存在。而且，传统婚礼繁文褥节、铺张奢靡。婚俗中还有不少繁多而迷信的做法。婚礼之后还有“三日无大小”的闹房习俗。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维新人物康有为即写成《实理公法全书》，对中国传统的婚姻模式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男女之约，不由自主”全凭“父母定之”，或者“男为女纲，妇受制于其夫”，“一夫可娶数妇，一妇不能配数夫”，则“与几何公理不合，无益人道”。不久，康有为又在其著名的《大同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改革传统婚姻的主张，认为青年男女满20岁以上其婚姻便应“皆由本人做主自择，情志相合乃生和约，名曰交好之约”。

被誉为“学界泰斗，人民楷模”的蔡元培，1900年妻子病逝，众多媒人前来说媒，他提出五项准则：1、女子须足；2、女子须识字；3,男方不娶妾；4、男死后女可再嫁；5、男女双方意见不和可离婚。媒人均目瞪口呆、惊休不言。婚礼时，蔡元培以举行演说会来代替“闹房”旧俗。他的准则和做法使得许多知识青年有了追求自主婚姻的意识，开始冲破父母包办的旧传统，以新的方式追求自由自主的婚姻。

1902年6月26日天津的《大公报》、27日上海的《中外日报》登载了同一则征婚广告：“一要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娶聘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俗”。这则通婚广告的出现，不仅代表了中国求婚形式的大胆变革，而且也反映了当时新文化人择偶时尚标准。

1905年7月17日《大公报》报道一婚礼：“凡往贺之客，不必跪拜，只当面一揖，所有无味婚礼，一概不取。”

人们把这种冲破旧传统的新婚俗称作“文明结婚”，它采取的是方式的结婚仪式，摒弃繁琐的传统的结婚礼仪。随之，西方婚俗中的木婚、锡婚、金婚、钻石婚等纪念也为中国人所闻。

晚清时代接受婚俗新风尚的人并不是很多。他们主要集中在通都大邑，那里不仅西方文化的影响明显，而且生活物质形态变化较大，这些都为新婚俗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以后，随着西方文化影响向内地城乡的不断推进，“文明结婚”之风吹到各省会城市以及大小县城。在地方志里经常出现“间有主持新说自由结婚者”、“近日一间有用文明结婚之式”、“间有行新式结婚者”这类记载。

那是的青年男女似乎更加青睐文明婚礼的外在形式，新郎的西服礼貌和新娘的礼服长裙都具有一种时装的意味。这些行头在旧式婚礼上是法“享用”到的。

婚姻变迁至今是人生之大事，在每个人心目中是意义重大而又庄重的节日，婚礼服是人一生中最华美的盛装。

白色的婚纱是西方女性十分宠爱的礼服形式，这种由里及外全身洁白无暇的装扮，象征着爱情婚姻的纯洁与神圣，现在也为东方女性所宠爱，甚至有人花钱去婚纱店去租赁，借以满足自己的心愿，而现在的中国女性举行婚礼时，一般准备两套婚装，一套是西式的婚纱，据基督教认为女性的头发、身体有诱惑力，故身体用衣服遮盖，头发用帽子或头纱包裹起来，穿西式礼服的没有几个能了解头纱、手套、鞋与新娘手中的鲜花及配饰都有什么含义及文化，知道的人甚少。但穿的人只知道要表现新娘的妩媚，优雅的气质，松紧适宜，收放得体的造型是婚纱的关键。

其中在婚礼最热闹时，新娘新郎给亲朋好友及到场的宾客敬谢时，新娘则换上中国传统的红色旗袍，旗袍更能代表中国女性的成熟与自信，也能显示出东方女性的神韵，而且也能代表喜庆、祥和与美满。